4月21日消息(劉軍)經過全球金融風暴的洗禮﹐一些企業從大眾的視野中徹底消失﹐而另一些企業卻抓住了產業調整的契機﹐逆風飛揚。這種強烈的反差﹐引發了包括企業管理者在內的各界有識之士對繁榮表象背後企業核心價值的思考。由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指導﹐鼎捷集團主辦的“塑造企業價值---2010企業信息化高峰論壇”將在北京召開。來自工信部的領導､知名企業家､著名高校學者､管理專家､風投機構高層等業界精英齊聚一堂﹐分別從產業外部環境與政策､金融危機中的親身經歷､中國式管理模式､投資機構關注點等方面與眾多企業代表共同探討“中國企業未來所應擁有什麼樣的核心價值”。

　　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魏加寧博士為我們解讀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向和企業需要採取的舉措﹐他說﹕首先﹐以下所講的內容是屬于個人的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另外本身談的宏觀經濟內容與股市無關﹐既使是談了也從宏觀經濟角度。另外一個媒體報道需要讓本人看一下。

　　第一﹐關于國際經濟環境。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談了很多﹐但是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進行了研究﹐我想從一個比較新的角度介紹我的看法﹐關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探討過程中﹐人們忽略一個深層次的背景﹐許多人有這種感受或者是看到這種現象﹐從學科來講﹐理工科往文科轉相對比較容易﹐但是很少有人從文科往理工科轉﹐這是一個大家經常看到的現象。再一個﹐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軍事科研經費相對減少﹐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放松了這方面的投入﹐于是一些美國的科學家收入開始減少﹐就紛紛轉行﹐還有一個因素是IT泡沫使得金融業的從業人員高收入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這幾個原因導致了明顯的後果﹐有相當多的自然科學家開始涌入華爾街﹐尤其是一些計量金融專家採取金融工學的思維方法﹐拋棄經濟學與金融學的基本常識﹐研制出大量的金融衍生產品和復雜的風險控制公式﹐房地產的泡沫與金融泡沫像原子彈一樣﹐擁有了巨大的能量﹐最終被引爆﹐導致了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

　　剛才說的這個現象導致另外一個結果﹐就是缺乏新的技術革命﹐IT泡沫破滅之後我們缺乏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大家只好將資金投入到金融市場﹐玩虛擬經濟﹐所以實體經濟缺少刺激的因素。這恐怕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深層次的原因。

　　現在大家都在談後金融危機時代﹐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

　　一個﹐為了拯救金融危機﹐以美國為首的各國央行採取了普遍的救市措施﹐提供大量的貨幣供給﹐實際上在制造新的泡沫﹐這是一個特點。再有一個特點﹐金融危機之後﹐各國出手財政救助﹐導致了財政危機﹐最近一些主權債務危機已經暴露出來﹐像希臘等國已經開始暴露。美國擁有貨幣發行權﹐支撐著自己的財政困難。

　　還有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美國要回歸制造業﹐增加出口等;還有實體經濟的恢復只是信心的恢復﹐還沒有回到08年的水平。這是根據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提出的數字顯示現在實體經濟還沒有恢復到08年的水平。

　　出路在哪兒﹖我們認為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綠色新政。我們注意2009年各國刺激經濟過程中一個最大的亮點是綠色新政﹐像美國､日本､歐洲､韓國都在綠色方面､節能減排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包括新能源以及智能化方面﹐正孕育著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可能性。我們認為只有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才有可能帶動世界經濟進入新的一輪增長周期。這是關于國際經濟﹐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只能簡單談這樣一點看法。

　　關于中國的宏觀經濟﹐刺激經濟的效果﹐我簡單回顧一下。我們從2008年以來﹐整個09年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刺激政策密度之大是前所未有﹐幾乎每個星期都看到新的政策出臺﹐用我的話來講﹐宏觀調控出現了超短期化的傾向。

　　在眾多的政策中要把握三個主要政策﹐一個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這是一點。再有一點﹐我們08年底推出兩年4萬億的投資計劃﹐這也是一個重點。第三個重點我們在45天內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計劃。

　　背景最早是由我們中心原來一個副主任陳清泰先生和吳敬璉兩位先生提出來的﹐他們想法是在電動汽車等有發展潛力行業給予扶持政策﹐放開市場准入等辦法支持其發展。國務院領導接受建議以後﹐讓國家發改委研究﹐國家發改委研究之後提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這十大產業的產值佔工業增加值的80%。所以就感覺信息有一點重點不突出﹐包括了各個行業﹐缺乏突出重點的感覺。

　　因為時間的關系﹐具體的數字不講的﹐總之﹐通過這一系列的刺激政策﹐我們實現了一個V型的反彈﹐2009年初的時候﹐大家有各式各樣的議論﹐最後的實踐證明我們實現了V型反彈﹐究竟靠什麼取得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或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們觀察發現積極的財政政策是還不夠積極﹐兩年四萬億的投資計劃後來有所縮水﹐另外國家財政支出到了09年11月份﹐我們僅完成計劃的73.8%﹐所以也不是很積極。

　　還有稅收征收的力度加大了﹐企業的稅負加重﹐稅收的增長速度是9.1%﹐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是11.7%﹐都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

　　再有提出來一個年初的預期﹐減稅政策﹐由于民間的投資增長緩慢﹐所益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們認為總的來看積極的財政政策還不夠積極﹐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所謂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變成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09年全年新增貸款達到9.6萬億﹐與常年相比或者是與年初計劃相比多增加了接近5萬億。

　　還有﹐相當多的信貸資金實際上流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也就是流向鐵公基､流向中長期貸款﹐另外導致信貸資金的財政化﹐導致金融風險與地方財政風險的快速聚集﹐這是有關貨幣政策的評估。

　　關于2010年的經濟走勢與政策取向﹐現在也有不同的看法。最好的年份之一還是最復雜的一年﹐存在不同的看法。

　　第五個觀點認為2010年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年份之一﹐因為通貨膨脹高不了﹐這種觀點預測通貨膨脹在3%以內﹐有具體的預測在2.5%的水平﹐由于增長低不了﹐一般的預測在9%以上﹐具體的預測有的到10.5%﹐因此這觀點認為今年將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形勢最好的年份之一﹐比如野村的孫明春就是這種觀點﹐認為是最好的一年。

　　還有另外一個觀點認為2010年是最復雜的一年﹐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復雜在哪兒呢﹖2008年我們在尋找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平衡點﹐09年在保增長與調結構之間把握平衡﹐2010年我們現在提出來穩增長﹐調結構以及管預期﹐即防通脹﹐三者之間把握平衡。

　　所以﹐應該說是更復雜的﹐因素更多了。

　　關于當前的經濟走勢﹐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空前的分歧﹐分析之大前所未有。我根據我所看到的﹐現在有五種擔心﹐一種擔心是通貨膨脹﹐這種觀點認為過多的信貸投放遲早要帶動物價大幅度地上漲﹐一般來講12個月到18個月﹐去年09年11月份CPI轉到正的﹐之後是擔心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

　　第二個觀點是擔心二次探底﹐人大財經委的官員和國務院領導都提出信貸不能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能退出﹐為什麼呢﹖因為擔心二次探底。所以這是第二種擔心。

　　第三種擔心是既有經濟體制也有通貨膨脹﹐就是滯脹﹐就是同時又經濟膨脹與停滯﹐這在美國20世紀70年代出現過﹐整整有十年。專家分析中國的情況﹐認為中國是滯脹到不了美國那麼低﹐但是他們有兩種定義﹐一種發改委的專家王建(音)定義﹐增長速度在8%以下﹐通貨膨脹在8%以上這是中國式的滯脹。厲以寧先生提出來增長速度在6%以下﹐通脹4%以上是滯脹。

　　第四種擔心是資產價格泡沫﹐一般的商品價格CPI問題不大﹐但是擔心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包括房地產價格的泡沫﹐這種觀點是擔心資產價格的泡沫。

　　最近又出現第五種觀點﹐擔心泡沫的破滅﹐一方面隨著物價的上漲﹐有可能緊縮﹐其緊縮應該加上最近遏制房地產的一系列政策﹐有可能刺破泡沫﹐刺破泡沫以後有可能出現資產價格大幅度地下跌﹐這是第五種觀點﹐擔心泡沫破滅﹐所以我們現在看各路學者和官員﹐實際是存在五種擔心。

　　我們認為現在的宏觀經濟政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有可能推動資產價格繼續上漲﹐首先是資產價格了﹐包括通貨膨脹､資產價格都有可能上漲﹐這是一種可能。

　　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過早收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擔心二次探底。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恐怕需要新思路。

　　最近我們也注意到﹐現在有關當局的政策可以看到矛盾性﹐一方面強調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變﹐另一方面有關的貨幣當局已經在採取一些措施在調整﹐比如今年一年連續兩次提高銀行存款准備金率﹐4月8日又時隔兩年恢復發行三年期的央票﹐鎖定過剩的資金。

　　所以﹐現在是屬于兩難的地步﹐國外的經驗也表明﹐如果長時間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刺激需求的政策﹐結果要麼是滯脹﹐20世紀70年代美國整整十年都是如此﹐使宏觀經濟無從下手﹐這是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泡沫經濟﹐像日本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泡沫經濟､資產價格股票﹐價格飛漲﹐最後泡沫破滅以後經濟停滯達十幾年之久﹐這是兩種可能。

　　所以﹐我們認為當前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更多用供給學派的政策替代凱恩斯主義的政策。80年代美國的裡根總統上臺以後實行了供給學派的政策克服滯脹﹐最後帶領美國的經濟走出滯脹﹐這是很重要的經驗。

　　供給學派是主張降低稅率﹐放松管制﹐搞活企業﹐所以我們認為中國當前與其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給﹐與其振興產業﹐不如搞活企業﹐這是我們一個看法。

　　再有一個問題是為保增長､調結構﹐這幾年有許多的討論﹐我們認為分四派的觀點﹐一派觀點叫保增長派﹐這派主要是擔心經濟增長放緩﹐擔心剎車容易啟動難﹐主張擴大內需﹐保增加﹐這種觀點在2009年上半年佔上風。

　　另外還有一派觀叫調結構派﹐過去老說調結構調不動﹐因為沒有壓力﹐現在金融危機來了﹐是調結構的好時機﹐這種觀點認為不能用制造新的產能消化已經過剩的產能﹐不能用制造新的泡沫來消化已有的泡沫﹐像林毅夫講﹐不能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制造更大的問題。

　　在2009年下半年﹐隨著經濟企穩以後﹐結構調整派的觀點升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溫家寶總理在9月份浙江考察的時候﹐危機以來首次提出要調整過剩產能﹐之後09年9月29日國務院公布抑制六大行業產能過剩的詳細政策﹐包括鋼鐵､水泥､煤炭､玻璃等。在調結構問題上大家已經達成共識了﹐但是新的問題也來了﹐都說調結構﹐結構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觀點﹐有一種觀點主張調結構主要是要調整內外需的結構﹐調整經濟增長過度以來外需的拉動增長模式﹐這是一個觀點。

　　再一個觀點認為調結構主要是產業結構﹐比如三次產業中﹐由于第三產業相對滯後﹐第一產業中的糧食多﹐經濟作物少﹐第二產業加工業多﹐高技術產業少﹐第三產業中現代服務業少﹐所以重點應該是調產業結構﹐這是一種觀點。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重點應該調地區結構﹐東中西部差距過大﹐應該調結構。還有一種觀點調城鄉結構﹐影響城鄉的差別太大。還有一種觀點調收入分配結構﹐最重要是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在調結構上存在這麼多不同的觀點。

　　還有一個觀點是怎麼調﹐又有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主張依靠政府﹐由政府判斷誰多誰少﹐多了就由政府關停並轉﹐還有一種調結構的主張是要依靠市場﹐通過理順價格形成機制﹐讓市場通過價格信號來引導企業進退。

　　從而達到調整結構的目的﹐4月6日公布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淘汰落後產能的工作通知﹐決定淘汰電力､煤炭､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焦炭､造紙､制革､印染等行業的落後產能。

　　還有一種觀點是結合派﹐把調結構與保增長結合起來﹐認為兩個都重要﹐把它作為宏觀調控的重點﹐這是一派觀點﹐還有一派觀點叫改革派﹐這派觀點主張無論是擴大內需﹐還是結構調整﹐都需要依靠改革﹐要以改革為動力﹐這派觀點比較鮮明的代表是中歐管理學院的許小年教授﹐他提出的觀點中國現在不需要凱恩斯﹐而是鄧小平﹐意思是中國需要通過改革來促進結構調整﹐擴大內需。

　　我們也注意到﹐09年11月政治局會議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五個更加注重﹐其中一個要更加注重推進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增強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動力。

　　另外溫家寶在金融工作會議也提出來要消除體制､機制型障礙﹐需要著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要這麼幾個方面。一個改革要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這裡面包括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再有一個是深化資源價格和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以及扎實推進綜合配套改革實驗﹐這是一個改革。

　　再一個是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功能﹐加強金融界監管建設﹐改善外匯投資管理和服務﹐繼續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方面進一步優化所有制結構﹐完善市場競爭機制﹐這裡面包括一方面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壟斷性行業的體制改革﹐我認為要解決所謂的國進的問題。

　　還有要增強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增加就業和發展經濟的活力競爭力﹐放寬市場准入﹐保護民間投資的合法權益﹐這要解決民退的問題。

　　最近國務院出臺一系列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現在有一個討論是當然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這個問題有許多的討論。

　　隨著宏觀調控出現了企業分化的現象﹐經濟過熱的時候﹐緊縮信貸﹐首先受損的是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而經濟過冷的時候刺激經濟﹐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首先受益是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這樣實際上產生了企業分化﹐出現了國進民退﹐去年新增貸款有相當一部分到地方政府的平臺和中央企業。

　　為什麼國有企業要退出競爭型領域﹐我們認為﹖國有企業還是應該從競爭型領域退出﹐比如﹐有一個什麼問題呢﹖現在國有企業沒有從競爭型領域退出﹐甚至在競爭型領域擴張﹐比如說酒店業﹐國有企業從銀行拿了貸款以後蓋了酒店﹐這樣使民營企業感受到威脅﹐因為國有企業不講效率﹐而且有政府的客戶資源﹐可以不計成本與民營企業競爭﹐這樣就出現不公平的競爭。另外在房地產商業領域﹐國有企業可以從銀行拿大量的貸款做地王﹐這樣推高房價﹐所以我們認為國有企業還是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出。

　　再有﹐國有企業不能壟斷國民經濟的命脈領域﹐這裡面涉及到關于國有企業的理論問題﹐現在的標准說法是國有企業應該收縮在關系國民經濟的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為什麼要發展民營企業呢﹖因為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把國有企業收縮到國民經濟的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國民經濟是更安全嗎﹖比如一個人四肢發達﹐但是核心的位置心血管系統效率不高﹐柱塞了﹐這個人能夠成為好的運動員嗎﹖這裡面的問題也需要研究。

　　我們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往那兒收縮﹖應該往公益事業收縮﹐他的經營目標不是追求經濟效益﹐而是社會公平﹐不是追求盈利的最大化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應該追求國民福利的提高。地方性的國有企業應該追求當地居民的福利提高﹐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關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問題﹐最近討論比較多﹐去年做課題調研就發現有大量的銀行貸款到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上﹐關于這個問題﹐今天與會議主題關系不大﹐所以一帶而過﹐這個問題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大量的銀行貸款平臺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捆綁﹐有可能未來引發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

　　最後﹐我再談一點關于“十二五”的展望﹐簡單進行展望﹐一個是為什麼轉變發展方式如此緊迫﹐在二月份中央召開的省部級領導干部學習班就加快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進行了探討﹐總實際在講話中用了50次“加快”一次﹐可見問題之緊迫﹐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中央領導這麼重視這個問題。

　　另外﹐我們吳敬璉老師也出版了專著論述發展方式轉變﹐為什麼要轉變發展方式呢﹖過去30年的增長方式是靠壓低各種要素價格的辦法來增加投入取得高速增長的﹐比如說地方政府通過壓低土地價格招商引資﹐中央銀行通過壓低利率､匯率壓低資金的價格實行金融壓制﹐企業通過低工資或者是不上社保的方式壓低勞動力的價值﹐中央政府壓低資源的價格﹐另外我們的技術由于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我們的技術價格也被壓低了﹐再有通過黑色發展環境污染壓低了環境的價格﹐我們通過壓低一系列的要素價格﹐將大量的福利出口﹐實際上把福利補貼給國外的消費者﹐而中國賠本賺吆喝﹐別人還進行制裁﹐所以我們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所以要轉變發展方式。

　　未來五年﹐我有一個情景分析﹐有三種情景大家可以注意觀察。一種可能性是中速的增長狀態﹐增長的速度在4%到8%﹐如果出現這個狀態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宏觀政策不發生大的失誤﹐再一個改革不進行全面改革﹐實行保守療法﹐這樣我們可以實現中速增長。

　　第二種可能性是低速增長狀態﹐增長速度在3%以下﹐甚至爆發財政金融危機﹐個別出現負增長﹐出現這種情況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不推進改革﹐再一個是宏觀政策發生大的失誤﹐比如剛才說的平臺風險不能及時控制的話﹐可能出現低速增長的狀態。

　　第三種可能性是高速增長﹐增長速度在8%到10%﹐實現這種可能性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調結構﹐推改革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再一個條件是宏觀政策不發生大的失誤﹐我們能夠實行正確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和中長期的發展戰略﹐這樣我們就能夠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根據過去30年的經驗﹐我們每一次改革形勢大好的時候﹐我們宏觀經濟就迅速升溫﹐甚至出現過熱﹐78､79年是如此﹐84年85年是如此﹐88年､92､93年也是如此﹐每次改革形勢大好的時候﹐我們的經濟迅速升溫﹐甚至出現過熱﹐所以我們對未來經濟出現第三種情景的可能性非常大﹐只要我們加快改革﹐只要宏觀經濟不出現大的失誤。（發布于2010年4月22日  來源﹕中國國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