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行“大部制”为核心的政府改革已经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顾名思义，“大部制”一是要把原来分散在各机构的相关权力集中在一个大部，从而增强政府部门的协调功能；二是要推动政府从经济型政府向服务提供型政府转型。
　　和从前的每次政府改革一样，这次改革也必然要涉及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尽管经历了多次改革，中国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中国的政企关系有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企业互为一体，政即企，企即政。就是说政府担负企业的功能，而企业也担负政府的功能。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政企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改革之初，政府强调通过分权提高企业的自主权。但分权并不是从国家分向企业，更多的是从中央政府分给地方政府，权力只在政府层级之间流动。很多企业从中央所有权转变为地方所有权。同时，政府也强调政府要转变管理企业的模式，主要是要引入市场经济机制。

　　国企追逐的是行政级别

　　最大的一次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改革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那次改革由当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主导。朱镕基的改革核心是“抓大放小”。就是说，国家对那些对国家发展和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建立巨大的企业集团。
　　主要的考量就是要和国外的大型企业进行竞争。同时，对中小企业，容许各级政府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民营化或者私有化。在“放小”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造成了官员的腐败，因为很多原来属于国有的企业财产或者资产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了官员或者与官员具有密切关联的少数人手中。
　　但尽管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放小”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抓大”方面，在组建大型国有企业的同时，政府也希望把这些国家企业转变成为真正的企业，就是当时所说的“法人化”或者“企业化”，或者说要把国有大企业从政府组织转变成为企业组织。但是这方面的改革并没有有效推行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到今天为止还是高度行政化。
　　严格说来，管理中国国有企业的并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员。例如银行行长同时又是拥有行政级别的政府官员。
　　在市场经济下，本来企业界是最扁平的，所有企业在市场面前一律平等。但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处级到部级，俨然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体制，就像中国的政府体制。
　　对多数国有企业主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行政级别了。追求效率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为这个行政级别服务。

　　每一级别代表利益与特权

　　追求企业的行政级别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企业主管的“官瘾”，而且也是因为每一级别代表着的是利益和特权。企业主管横跨政经两界，其所能享受的利益和特权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企业通过和政府的关系能够获得巨大的好处。
　　当然，另一方面，那些主管国有企业的部委也不想把企业变成真正的企业，因为这些部委通过和企业的政治关系也同样得到巨大的好处。
　　国有企业或者公共部门企业并非中国所特有。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也同样有国营企业。一些国家的公共部门很大，并不比中国的小。但是，没有听说哪个国家的国营企业主管有行政级别，哪个国家的企业有处级、局级和部级等等之分。
　　在亚洲，也有中国人所熟悉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的国营企业构成很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但在新加坡，企业主管和政府的官阶也没有很大的关系。新加坡的国营大企业甚至可以邀请外籍人士来担任。但在中国，很难想象邀请一个外国人来担任一个部级的企业主管。
　　对中国的改革来说，政企关系可以说是个很古老的问题，这里把它提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过去并没有解决好。但如果解决好了，就可以大大推动其它方面的改革。
　　例如，有关方面一直为如何精简机构、减少政府官员规模而苦恼。但如果能够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共企业和政府分离开来，使得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就可以大规模地缩减政府结构和官员的数量。
　　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对政企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成为很大问题。这里的原因并不复杂。
　　高度依赖于国家权力的企业是不会把追求效率放在首位的。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大，但多少企业是因为追求效率所致？因为有国家政权的支持，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积累财富、转移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器，但不是追求经济效率的机器。
　　就是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并不是建立在企业自身的效益之上，而更多的是建立在国家政权优势之上。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