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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以宁:体制改革是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

  经济增长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举世瞩目,近几年每年都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在您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厉以宁:大致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投资的拉动。现在全国从满洲里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到处都在建设,工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建设方兴未艾,投资的带动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第二是消费的升级。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居民消费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阶段,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三是我国正处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阶段。很多机器设备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现在进入更新时期,要换新的设备,包括国外引进的设备和我们自己生产的设备。第四是民营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新统计显示,非公经济加上外资企业的产值已占到GDP的65%以上,从业人员占84%多,进出口额超过73.5%,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记者:现在国外有两种言论,一种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维持不了多久,奥运会开完后就要走下坡路。第二种言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夸大和掺了水分的,中国其实没那么多GDP。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  

  厉以宁:这两种观点都是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分析。先说第一种观点。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经济时代,或者叫工业化以前时代,这个阶段农业比重大,工业服务业比重小,因为农业不可能连续高速增长,带动不了社会高速发展,所以这个阶段经济不可能高速发展。转入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前期,这时农业比重逐渐下降,工业比重迅速增加,工业只要有投资,产品有销路,就能保证连续高速增长,所以第二个阶段内经济是可以高速增长的。第二阶段中,服务业的比重较小。第三阶段是工业化后期。农业的比重继续下降,工业仍在增长,但在GDP中的比重保持稳定状态,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服务业的更快增长和工业的继续增长,保证第三阶段仍能高速度增长。接着转到第四阶段,即后工业化时期。农业的比重很小,只占百分之几。工业的比重占第二位,大约占30%左右。服务业的比重最大,大约占到GDP的70%。这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今天,发达国家正处于这个阶段,它们的经济不可能高速增长。  

  中国现在正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处在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前期,第三阶段是工业化后期,中国处于两个阶段之间。工业要继续增长,农业比重继续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我国服务业产值现在还不到 GDP的40%,增长的潜力还很大。我们现在还处在工业化中期,远没有完成工业化过程,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先进的成套装备制造业的建立。我们离这个标志还有距离。比如说,现在企业要更换设备,引进设备,首先考虑的是到德国买、到法国买、到意大利买,还是到日本买,很少想到在天津买,上海买还是到沈阳买。可见,国内的成套装备制造业现在还不行。再举个例子,比如大型民航客机的制造。一台大型民航客机集中了现在所有的先进技术,包括材料、通讯、内部的装备、燃料。应该说,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这个能力,一个是美国的波音,一个是欧洲的空客,我们还不行。我们正要建立自己的大型民航客机,准备用十年的时间。这就表明我们离工业化的完成还有距离,今后二三十年内我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看第二种说法。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掺了水分的,夸大的,持有这种说法的人不了解中国经济。中国的GDP不是夸大的,而是缩小的,我们实际的GDP比现在公布的GDP要大。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按照国际惯例来统计GDP。不妨举些例子。第一,发达国家的家庭保姆的工资是计入GDP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你和你家里保姆结婚以后,GDP将下降。因为你不用付工资给她了,GDP不就减少了吗?中国的GDP计算中,没有计入家庭保姆工资,两千万左右的家庭保姆的收入都没有计到GDP里。  

  还有,发达国家,凡是农民盖房子,都计入GDP。中国农村就不一样。农民自己建,亲戚朋友互助建,街坊邻居帮忙建,都不计入GDP。农村中的修路计入GDP吗?不计。农民自己把木头做成一条船,捞鱼去了,也不计入GDP。光农民建房,一年农村建了多少房,都不计入GDP,这跟国际上的统计方法是不一样的。  

  今后,中国的GDP中,随着统计工作的逐步改进,制度的逐步健全,统计结果越来越精确。就现在的情形而言,说中国的统计数据夸大和有水分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记者: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谈到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碰到的阻力,在您看来,阻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厉以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当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当承认有三个障碍,或者说,有三个门槛必须跨过去。  

  第一,环境承受能力。经济增长总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环境能承受得了吗,如果环境承受不了,经济持续增长就会遇到障碍。怎么办,防污染、治理环境。现在大家都认识清楚了,这次的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也就此提出了很好的议案提案。科技要进一步发展,环保的监管要加强,各类企业以及全民都要有环保意识。  

  第二,资源供给。我们的资源能够供应得上吗?一是土地资源。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 如果再乱占耕地,或者没有规划建筑,土地将越来越少。怎么办,所以国务院提出18亿亩耕地是一条红线,不能越过,要节约使用土地,禁止任何违法圈地占地。淡水也紧缺。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不对。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水多水少,还在于全国的水脏了。滇池的水能喝吗?还有能源,石油资源是有限的,2007年石油进口近2亿吨,有人预测到2050年中国石油进口依赖度将达到75%,所以一定要节能,要寻找、开发利用新的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  

  第三,要自主创新。我们虽然现在出口这么多,但许多出口商品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实际上在为外商加工,收些加工费。这个情况不能轻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要做经济学界流行的那个笑话中老虎来了穿上鞋跑的人。在国际竞争中,大风大浪是难以避免的。你说我会躲,不管用。关键是要有过硬的本领。老虎不会爬树,你会爬树,就行了。如果你是武松,老虎来了,你把它打死了,那就更好了。对企业来说,过硬的本领就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产权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这样,经济的长期增长就没问题了。

  流动性过大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流动性过大问题越来越引起普遍关注,具体说来,流动性过大意味着什么呢?  

  厉以宁:流动性这个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且是在最近两年才使用。我在读大学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我的老师从来不翻译成流动性。他们用的是中国自己的术语。流动性偏大是什么意思,就是银根松了,流动性偏紧,就是银根紧了。现在流动性过大,有两部分内容:  

  一是货币供应量偏大,货币供应量偏大主要是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投资过热,银行信贷偏多,这就造成了货币供应量过大。二是外汇储备过多。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定,企业创汇了,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给企业人民币。一万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有10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市场。三是银行存款利率低,而物价在上涨,这就造成老百姓不愿意存款。  

  流动性偏大的第二个内容是资本过剩。资本过剩有两个原因。第一,外资的热钱流入中国。外资的热钱之所以流入中国,既由于人民币在逐步升值,也由于中国利率在上升。外资进来后,炒股、买房、买国内资产。另一个原因是民间资本找不到出路。民间的资本到处流动,用中国的老话叫游资过多。一会儿涌到这里买矿去了,一会儿又跑到那里买房去了。  

  记者:像您上面说的,货币供应量偏大和资本过剩造成流动性过大,对此,应采取哪些措施加以解决?  

  厉以宁:近来国家采取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都是对的。货币政策从紧,就是为了防止投资规模过大、银行贷款过多、流动性过大。  

  说到近些时老百姓不愿意存钱,怎么办,全国人大因此授权国务院可以不收利息税或者减收利息税,我自己的看法是利息税干脆就停了,将来需要时再收。当前物价上涨,要着重考虑负利率问题。  

  货币政策从来都是总量调控,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升升降降,属于总量调控。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我们需要结构性货币政策,哪些行业的贷款利率高一些,哪些行业的贷款利率低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这可以解决总量调控的不足。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样应该根据“我们要鼓励什么样的行业、要限制什么样的行业”来调整,这样可以弥补总量调控的局限性。  

  结构调整  

  记者:上面您谈到结构性货币政策,我还了解到,您一直都很关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结构调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厉以宁:我们谈结构调整谈了好多年了,效果怎么样,不明显。尽管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可以采取一些结构性调整政策等等,但结构问题的背后是体制问题,结构之所以难调整,因为体制改革遇到了障碍或者没有推进,所以结构问题不是根本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是体制问题。  

  现在最明显的体制问题有这么几个,一是行业垄断。行业垄断的存在表面上看是结构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行业垄断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改革没有到位。除非国家对某些行业有特别需要,其他的都应该走向市场化。  

  第二是资源定价偏低问题,这同样是体制问题。资源价格偏低不符合节约资源原则,妨碍企业为了节约资源去更新设备。有一句曾经流行的话:“资源这么便宜,不用白不用”,要趁现在资源便宜多用资源,何必费劲去改革设备呢?  

  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改革资源定价体制。要按照资源不同类型、不同用途来定价,或者按量的消耗程度来定价。用水、用电都是这样。有些行业消耗能源过多,对这一行业,资源价格就高,你用吧。资源定价背后又同资源垄断联系在一起,什么资源需要垄断,什么资源要放开经营,应好好研究。  

  第四,目前中国最大的体制问题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一两千年以来就有,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才有的。就以云南作为例子,从明朝、清朝到民国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可是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江苏的农民如果到云南来,他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在城市里当学徒、当店员,可以买房子开店,城乡之间的流动没有受限制。再比如东北,清朝中叶,东北开禁了,山东人过海闯关东,这样,东北很快发展起来了。而计划经济时代就不同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二元户口制度,城里的孩子受义务教育,校舍是国家财政拨款建的,教员的工资是国家财政支出的,而以前的一段时间的农村的义务教育呢,校舍是农民自己花钱盖的,教员叫民办教师,或叫代课教师,是农民向教师付钱。同样是受义务教育,干吗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是体制造成的。  

  最后是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高,表明结构优化,优化结构是当前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问题,而背后则是体制问题。部门体制、企业体制不改革,结构难以优化。  

  汇率制度改革  

  记者: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也是两会期间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您能从利弊的角度谈谈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吗?  

  厉以宁:国内经济学界经过几年的讨论,现在得到一个共识,即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我国是极为不利的。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出口就萎缩了,很多企业倒闭了,工人下岗了,农民想出口农产品(24.99,0.84,3.48%,吧)的愿望也就实现不了。所以不能大幅度升值。不管国外怎么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经济是有害的,不能这么做。同时,几年的讨论得出另外一个论断,即人民币小幅升值利大于弊。  

  先说弊。升值对出口不利,大升值大不利,小升值小不利,所以小幅升值对出口同样是有害的,这就是弊。还有什么弊,小幅升值,外国的热钱还会继续流入中国,流动性偏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资热钱看到人民币逐步升值而不断往中国流,进来炒房、炒股、买资产等等。小幅升值会有这个弊。  

  那么,人民币小步升值的利在何处,能减少中外贸易磨擦吗,不可能。小幅升值缓和不了中外贸易矛盾,贸易磨擦不会减少。为什么?因为外国希望人民币大幅升值啊,最好一步到位。  

  小幅升值利在何处?人民币小幅升值的利就在于给中国的企业以鞭策,告诉中国的企业,依靠过去扭曲的人民币汇率来增加出口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日子不久了,必须抓紧时间,趁现在人民币小幅升值,抓紧降低成本,改革技术、创立品牌、加强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大好事吗,这就是利大于弊。  

  记者:那种声音一直存在,就是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甚至一步到位,对此您能否进一步谈谈您的观点?  

  厉以宁:我们说,大幅升值对我们是有害的,不能采取。至于一步到位,就要问,“位”在何处,能回答吗?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和调整,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一美元等于三点几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要升到什么位置?升到1∶3.5左右,我们说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购买力平价只是汇率决定理论中的一种。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另外一种汇率决定理论,利率评价理论。美国人干吗需要日元,因为到日本来进行投资。日本人干吗需要美元,因为到美国去进行投资。于是日本的银行利率和由银行利率决定的投资回报率,美国的银行利率和由美国银行利率所决定的投资回报率,二者之比就构成了日元和美元的比价。简单地说,购买力评价理论是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的,利率评价理论是从国际投资角度分析的,此外,还有其他的汇率决定理论。现在比较通行的是综合汇率评价理论,就是既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又考虑到利率平价,再考虑两国的GDP、人均GDP、经济增长率等等。既然无人能够说出“位”在哪里,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对的,就是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上浮动,让它摆呀摆呀,摆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所以现在人民币小幅升值,是根据市场供求来定的。既不大幅升值,又不一步到位。  

  记者:两会期间不少代表讨论到我国外汇储备过高方面的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厉以宁:外汇储备应通过广泛论证明确量的限度,多出限度的就要花掉。怎么花,有三个用途,第一,国内正在大规模更新固定资产,到国外去买设备。第二,购买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燃料。第三,到外面去投资。不能说买几个工厂就行了,到外面投资的思路必须打开,能买矿山也好,但不要忘了另外一点就是买地。买地有什么好处?办大型农场,搞农业,在那里生产粮食往回运,国内的土地不就省了吗?土地不能进口,但粮食可以进口,粮食是我们自己买的地生产的,是中国农民去种,种了以后把粮食往回运,不就行了吗?思路得开阔。服务业也一样可以投资。这样,外汇储备才能用好。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汇率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厉以宁:我们的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有人说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我想,这不是目标。人民币自由兑换有利有弊,而且这是将来必经的一个阶段。条件不成熟时,不要赶时髦。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泰国首当其冲。泰国经济本来就不强,泰国的货币泰铢自由兑换,外汇储备又少。结果,金融危机期间,外资一进一出,经济就被冲垮掉了。所以自由兑换是双刃剑,国力不强时,自由兑换的弊端更大,而且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么,汇率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想,是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的硬通货之一。硬通货又称国际储备货币。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自由兑换是必经的阶段,但不是最终目标。怎样才能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靠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因此,经济建设不能放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要进一步增强。  

  资本市场  

  记者:最近股市波动成为人们关切的话题,这种波动是否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有关?  

  厉以宁:是的。中国的股份制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西方国家的股份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资本市场也是这样。中国则是在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股份制和资本市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是在私有化以后建立的资本市场,情况也和中国不一样。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刚提出股份制改革的时候,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论,主要是对股份制不了解。当时就有人提问,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一旦进行股份制改革,股票上市了,那么公有制就没有了。所以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规律,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增量股份化,先上市,存量暂时不流通。也就是说,新发行的股票上市,让大家来买,现有的国有资产可以折成股,但不上市。这就是双轨制。一些后来从国外回国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说中国的股份制不同国际接轨,全世界哪有这样的情况,要流通,一起流通,怎么能一部分流通一部分非流通呢?他们不懂,假如设想一开始就全流通,中国的股份制当时就出不了台。所以必须实行双轨制:增量流通,存量暂时不动,中国的股份制在双轨制下终于实现了。  

  经过十年多的实践,中国股份制初具规模,但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存量是大头,存量不动,机制没有转换,股东会开不起来,你都占了70%的股份,别的股东来干吗,董事会没有用,那就是说机制是没有转化。增量股份化,就是发行一次就得一次钱,变成了圈钱的一种手段,加上当时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也不严,所以问题就暴露出来,这样到了21世纪,面临股份制必须进行第二次改革,这就是股权分置改革。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的,要统一为全流通。这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中遇到一个问题:原来不流通的国有股要改为流通股,就要给流通股的持有者一定的补偿。当时有人反对,说干吗要给他们补偿?其实补偿是对的,因为国有企业当初上市时,发了招股说明书,招股说明书上写明了国有股暂不流通,所以股票溢价才那么高啊。如果当时国有股就是流通的,那么溢价就不会那么高了。国有股要流通了,这就违背了招股说明书对广大股民的承诺,按照我国的合同法,就应该给受损失者以赔偿,补偿也好赔偿也好,都要给人家好处,否则是不公平的。中国证监会决策是给补偿,10送3,10送4,按不同比例送,这样,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取得了进展。到2006年年底,基本完成了。  

  在中国,股市开始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宏观经济前些年是高速增长的,可股市老是低迷,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后,情况开始转变,但要看到,宏观经济和股市的涨跌不是同步的,股市可能提前,可能滞后,而同宏观经济走势不完全吻合。  

  记者:您认为当前股票市场发展要注意哪些问题?  

  厉以宁:两大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在股市已经经历了第二次改革以后,正在走向正轨,此时政府要加强监督。可以说,人气的积聚是不容易的,现在不加强监管,人气就容易消散,市场就缺乏活力。第二,加强对股民的风险教育。老股民经过了前几年熊市的折腾以后,他们多少有点心理准备,可是新股民刚进去,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经不起打击。股市总是有风险的,媒体不要误导大众,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我认为股票投资有三个忌讳。第一个忌讳,不要挪用公款,不要用不属于你的钱去炒股,万一赔了怎么办?第二,不要借钱炒股,更不能借高利贷炒股。第三,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垮就都垮了,正确的理财可以炒股,可以买基金,可以买保险,可以存款,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就不行。  

  记者:感谢厉老深入浅出地谈了这么多经济问题,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一定是大开眼界和大受裨益的。最后请您跟我们的读者说几句话。  

  厉以宁:我想把发展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原理与《中国金融》杂志的读者分享。第一,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再花掉,别人就就业了。第二,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富起来,能起示范作用,还能帮助别人致富。第三,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要把经济搞上去,经济繁荣了,投资也多了,消费也多了,经济就能进一步繁荣。第四,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和谐必须从身边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从社区做起,从学校做起,从单位做起,和谐非一朝一夕之功,靠大家努力,靠日积月累而成。

来源:中国国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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