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济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经过30年的改革，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两头冒尖。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世界公认的;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

　　两头冒尖制度上的基础，就是我们经过了30年建立起了一个混合经济体制。这个经济体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即政府主导的，或者说带有很大旧的经济体制遗产的市场经济。这样的体制是怎么建立的？我看了很多30年总结的文章，对现象层面的分析大家都涉及到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制度上的原因似乎考虑的不够，或者说分析得不够。

　　清楚了这些，就会知道出路在哪里,前景如何。

　　混合经济体制的建立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为首的党政领导，就采取了一种探索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恢复经济，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就采取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来促进经济的恢复。所谓变通性的经济安排，即不改变大的格局，但是又给创新活动、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找出一定的空间，使得有才能的人，可以把他们的才能，用在创新上。大致上有这么4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农村承包制、行政性分权、物资分配和价格的双轨制和对外开放。

　　这样一些做法，就给企业家们的创新活动给出了空间，使得非国有经济得以生长起来，使得我们的农村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这种个别的政策上的改变、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命令经济的基本框架没有变，所以存在很多矛盾和漏洞需要寻求系统化的解决之道。到1980年代中期，我们才开始探索改革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也就是改革的方向。

　　根据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和到外国去寻求启发，大致上形成了4种可选的制度目标：第一种是改良的计划经济，就是在苏联模式下的改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70年代末期从四川开始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第二种可选的目标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计划经济情况下，引入市场经济。这是当时中欧最为看好的一种目标模式。第三种是政府主导的模式，也就是东亚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派的代表团最多的就是到日本。第四种是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欧美模式。大致上说来，到了1980年代中期，第一第二种模式他的影响就渐渐的消退，而后两种模式变成主流。

　　到了1984年中共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第一个改革决定，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的改革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目标，来进行我们的改革。

　　1993年，中央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1994年开始进行了财政、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1990年代末期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方面采取了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建立起多种所有制度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所以到了世纪之交，1984年所规定的市场经济大体上也就解决了。

　　但是，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是存在很多的缺陷的。

　　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国有经济在重要的行业当中仍然保持垄断的地位。第二，行政机关拥有了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利。第三，一些政府机关仍然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微观干预，进行行政定价和行政审批。第四，政府的服务功能发挥得不够。

　　这就是我们在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体制。

　　两头冒尖的发展态势

　　进一步改革的停止，就造成了两头冒尖的发展态势。

　　一方面,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不管是国内经济还是对外经济关系上有了巨大的进展。

　　我们可以从这样4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我们这30年达到了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这么长的时期，这么高的GDP增长率，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有的，而且我们还是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致上年增长率在5%-6%，这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减少贫困人口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世界银行上一次发表世界简评报告是2003年，根据这个报告，从1990年到2002年，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在中国实现的；第四，中国成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沿着原来的道路进一步，那么我们就有望在现有的基础上，建立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机遇。

　　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进一步的推进，不解决那些阻碍我们改革发展的因素和缺陷，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出现了一些新的障碍。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有的专家说，改革的共识在世纪之交断裂了。我觉得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看谁跟谁的共识发生了断裂。改革共识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出现在什么人身上呢？不愿意进一步改革，阻碍改革或者是扭曲改革出现在一些既得利益者身上。这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在改革当中取得了利益，或者是在改革当中因为遗留着的对于资源配置、能够利用资源配置的权利得到好处这样的一种既得利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会有阻碍改革或者是扭曲改革这样的意图和动力。

　　这种状况，就使改革碰到了阻碍和扭曲，就对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一些消极的后果，从经济方面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粗放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早在1995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要在九五期间实现这个转变，过了10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为什么这个粗放增长模式没有转变过来，他的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机制障碍非常大。体制障碍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权利过大，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而政府的目标又是要实现物质生活部门的产值的高增长。于是它就运用自己的权利来支配资源，来实现两高增长，所以就很难转变过来。

　　所谓粗放的增长方式我们可以定义为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因为投资驱动这种增长模式，是跟“中国人卖什么什么降价、买什么什么东西就涨价”有关。所以现在原材料涨价幅度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使我们对付这些问题的空间变得很小了，变得顾首难顾尾了。

　　解决之道

　　要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要应对这些挑战，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推进改革,消除这些问题产生的基础、根源。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更明确的提出了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直到最近在博鳌胡总书记的讲话，号召我们坚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上前进。最近有一些地方提出来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与时俱进。这是继续推进改革非常必要的。

　　我们要采取实际的步骤来推进我们的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政等体制改革，都需要继续推进。要打破行政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我们要采取一些实际的步骤。要改变本世纪以来，改革停滞不前的状况。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的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是我们增长模式的转变非常的缓慢，而我们又碰到了世界经济最近发生的变动，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碰到很大的困难。这对我们企业造也成了财务上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融资、抑制成本的提高、控制成本上困难大大的增加了，出口有很明显的增长下降趋势。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提高我们产业的竞争能力，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的能力。

　　除了经济改革，推进政治改革界定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这件事情在我们市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的情况下，变得非常紧迫。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克服困难，能不能实现建立一个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取决于我们的改革能不能推进。为了转变增长方式，为了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提供基础性研究和教育设施，构建社会保障网络，这也是政府所必须做到的。

　　本届政府就任以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设想。但是现在怎么能够把这些设想落到实处，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这都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常常有一些很好的口号，但是怎么来落实呢？这需要我们上上下下，在朝和在野的一起团结一致把我们的改革开放推进下去。

　　本文为作者在陆家嘴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稿，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