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18日。上海西郊宾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情况的汇报。当大家谈到当前国企改革面临许多困难时，他问在场同志：“现在有些干部不愿意管国企改革，你们怎么样？”

　　当时的主管副市长蒋以任答：“困难不少，但有信心。”

　　江泽民赞许道：“好！”接着有力地说：这是“命中注定，义不容辞”！

　　这沉甸甸的8个字，使座谈会的气氛顿时有点凝重，也令在场旁听的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绪激荡。

　　我国的国有企业，从来是人民共和国大厦的经济基石。然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国有企业长期承担了解决就业和办社会事业的沉重负担，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成为天经地义。当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逐步深入，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效率低、政企不分、产权界定不清就成为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活力的致命弱点。是深刻的历史缘由使许多国企矛盾交织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觉得，“命中注定，义不容辞”这8个字饱含着悲壮的情怀，它反映了这一代人决心响应历史的召唤，矢志不渝去破解国企改革难题的自觉担当和触动心底的坚毅及勇气！

　　国企改革艰难起步

　　1979年9月1日，我调查反映了上海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中存在“浪费可以，节约无奖”、“后进企业得益、先进企业吃亏”等怪现象，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上长篇批示，指出改革方案要完善、大改“是毫不奇怪的”，“不能思想僵化”。

　　1979年6、7月间，国家决定在全国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国家经委和上海市确定的上海试点企业有106家。

　　先期开展试点的3个企业里的上棉17厂厂长是我的好友，一天他用调侃的口吻向我诉苦：“不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吗？最好先给我一个‘权’，让我有权不参加试点。”

　　“咦？扩大自主权不是好事吗？企业为什么反倒不乐意？”这位好友给我算了一笔账:内地一家棉纺织印染厂的设备规模相当于上棉17厂加第一印染厂，1978年上交利润2000万元，试点后增长50％为3000万；而上海两家企业的上交利润已经达到9000万，在这样高的基点上增长显然难度很大。而国家却规定企业在增长部分按同样的百分比提取利润，根本抹杀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挫伤了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我循着好友的指点深入企业调研，果然发现了国家在扩权试点方案设计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鞭打快牛，保护后进”，使先进企业吃亏；用“一刀切”的办法按1978年水平计算企业利润基数留成率，造成企业“苦乐不均”，倘若1978年国家没有拨给某企业科研和技术培训费，那么，以后这方面的费用就没有来源。同时，扩权试点同中央同时安排企业进行的内部各项基础工作整顿不衔接、不配套，企业内部整顿的成果缺乏经济手段来巩固。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车间曲拐小组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小组原来加工半成品质量差，曲拐废品率达5％，当年头4个月报废损失折3.8万元，可供小组人员发一年半工资；而在进行内部整顿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后，废品率逐月下降，加上产量提高，同样4个月至少挣回了3.8万元，企业却无权给职工发一分钱奖励。职工抱怨：“浪费可以，节约无奖。”

　　显然，这项改革试点方案迫切需要完善，同时必须增加与企业内部各项基础工作整顿相配套的环节。刻不容缓，我立即采写并在1979年9月1日发表了《上海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工作面临一些待解决的矛盾和困难》内部调研报告，报送党中央、国务院。

　　在30年以后翻阅当初的文字资料，我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如此皮毛的小事竟会难倒厂长，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惊诧莫名。但事实上，当年的国有企业就是这样被计划体制管得死死的：“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有钱买棺材，没有钱买药”，“浪费有理，堵漏不行(企业上一个堵漏的小项目也要层层报批)”等等。

　　那个年代在国企的这些流行语，现在听起来如同笑话一样，这本身就说明，改革30年的岁月不是白白流淌的，国企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当年国家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方案的不断完善和充实，起始于1979年9月8日胡耀邦同志在我这篇调研报告上的长篇批示。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指出：“此件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很值得重视。请你们认真收集明年计划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各种意见。”“改革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因此，有关经济改革的方针、计划、政策、办法，不能由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说了算。”

　　胡耀邦指出：“20多年来，由于我们把主要精力纠缠在政治运动上，我们大家对经济问题都没有钻进去。”“我们现在拿出来的一些改革方案，有的还要进一步完善，有的还要大改，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正确意见还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怕麻烦。”胡耀邦强调：“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经济管理还要随情况变化而变化，随历史发展而发展，而不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不能思想僵化。”

　　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连同我的调查报告全文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研究室1979年9月17日出版的《经济问题调研资料》第18期，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遵照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国家经委、财政部会同有关单位完善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方案，并充实了巩固企业基础工作整顿成果所必需的配套措施，在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国企改革初始阶段，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项改革方案的设计团队，铭记胡耀邦同志改革方案“不能一劳永逸”的要求，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入手，还在1983年4月推行“利改税”，1987年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将相当部分的生产经营权和利益下放给企业，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自主经营，推进了改革深化和企业发展，但并没有触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后，企业改革的目标从“放权让利”逐步转向企业制度创新。

　　从放权让利走向制度创新

　　1992年6月6日，我调查反映了上海石化总厂为国有资产增值50多亿却咽下苦果，企业辛酸债最早到2008年才能还清的咄咄怪事，在北京引起轰动，助其成为全国首批进行股份制改革的特大型企业。

　　1992年6月20日，是上海石化总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喜庆日子。这一天，历时5年、耗资66.7亿元的我国“七五”计划的特大型工程——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胜利建成。从此，标志石油化工工业水平的我国乙烯产量，超过200万吨大关，从世界十好几位上升到第8位。这项建设成就使总厂国有资产从60亿增值到110亿元，增值50多亿；使原来的化纤型企业变成炼油、化工、化纤、塑料4类产品并举的联合基地；使总厂每年实现的利税从13亿元上升到20亿元。

　　然而，从专程前来为庆典剪彩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到国务院各部门方方面面的领导，在这个好日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我在6月6日发表的内部调查报告《上海石化总厂为国有资源增值50多亿却咽下苦果，进行股份制改革企业才能尽快摆脱困境》。这份报告尖锐详尽地反映了在这项光鲜的成就背后企业的种种苦涩和辛酸：含辛茹苦建设5年，国家抱得“金娃娃”，企业却没有任何实惠可言，反而陷入债务越背越重的怪圈。世人把上海石化总厂称为“金山”，比喻它对国家所作的突出贡献。从1972年到1992年，建厂20年，它累计实现利税130亿元，以最初国家投资21.7亿元计算，等于向国家上交了5座“金山”，又增值了5座“金山”。然而，局外人谁能想象,“金山”反而因这项建设成就而陷入困境。

　　说起来，这颗苦果还是企业勇挑重担自己酿造的。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虽也列入国家“七五”计划，国家却没有投资，而是企业自行向国内外举借高利贷债务建设的，上海石化总厂筹措、自借自还的资金达58亿元。这笔债务比总厂第一、第二期工程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还高，每天承担的利息就达40万元。整个建设期间，始终险象环生。最紧急时，几十亿元的项目出现过帐面资金只有7000元、库存水泥只有5吨的险情。为保证工程建设，总厂不得不从上到下“勒紧裤带”：暂停建设工房，压缩过年过节的副食品供应，职工、家属踊跃认购爱厂储蓄，连孩子的“压岁钱”、准备结婚办酒席的钱和献血的营养费都拿出来融入建设资金。但当工程全部造成以后，增值的50多亿元的家当全部归国家所有，而近100亿元的债务则全部归企业；产品被“指令性”计划全部收走，价格还被管得死死的。

　　上海石化总厂厂长王基铭是闻名遐迩的“王铁人”式的劳动模范，也是我很敬佩得一位挚友。忍无可忍的企业困境，反过来大大拓展了这位“铁人”厂长的宏观思路。他深知，再怎么放权让利，小改小革，都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犬牙交错的各种矛盾。在千头万绪中他同班子成员解放思想，牢牢抓住深化改革这条主线，终于孕育出一项大胆的改革方案：创新企业制度，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实行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换，从根本上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累积、自我发展的活力。

　　我知道，从1987年起，我国启动了股份制改革试点，但局限在中小企业进行，大企业是没有的，更不用说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特大型企业。然而，哪一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能不倾听企业如此深沉的困难呼声，能不理会企业如此凝重的改革要求呢？

　　我花很大功夫用心采写的这篇调查报告，标题鲜明，对比强烈，文字泼辣，在北京的方方面面领导阅后都感到震惊，纷纷向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询问情况，对企业的改革要求表示同情和理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批示指出，金山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革的理由，新华社的调研报告写得很清楚、很充分，我们的态度是两个字：赞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批示：“上海石化总厂进行股份制试点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搞得规范。”

　　1992年9月9日,国家正式批准上海石化总厂进行股份制试点，这是我国将要批准试点的特大型企业的第一家。陈锦华主任指出,“在国民经济命脉企业，国家财政支柱企业，(当时)销售收入占全国第7位的特大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企业股份制改造要脱胎换骨

　　1993年3月15日，我发表一组三篇内部调研，反映上海石化股份制改制中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经验，揭示把纯国有企业改造成国际上市公司必须“脱胎换骨”。朱基副总理感叹：“金山的股份制改革，把企业翻了个个。”

　　1993年7月6日,上海石化在香港及全球成功地发行了16.8亿H股,并于7月26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同时以三级ADR(托管凭证)方式直接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取得了中国首家注册企业在国际上市的历史性突破,跨入了国际性上市公司的行列。

　　经过规范化股份制改造的上海石化，从此实现了由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的转变，国家历年投入和积累的资产折合56％的股份，国际资本和社会公众拥有了企业44％的产权。1993年6月29日宣告成立的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对国家股东负责，同样要对社会公众股股东负责。公司向社会募集的资金用于还债和企业发展，国家股东和社会公众股股东一样，按股权比例参与企业利润分红。通过国内外多次募股筹资活动，公司根本改善了资本结构，财务状况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资产负债率逐步下降到30％左右。

　　深知上海石化进行股份制改制的标本价值和样板意义，我从1992年9月国家批准试点起便进驻企业进行跟踪调研，其改革的艰难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想象。我发现，股份制改制和境外上市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法律、会计制度、产权界定、企业重组、发行上市等一系列特定的专业内容，几乎在石化人还来不及为自己可以走上一条发展新路而庆幸欢呼时，已经痛苦地感到，实施这每一项“专业内容”，都需要“伤筋动骨”，甚至“脱胎换骨”。

　　记得，最初进行的“企业重组”就曾经引起不大不小的“地震”。前上海石化总厂是一家集生产、生活服务、社区管理为一体的联合企业，是企业办社会的典型。当年企业常以“除了飞机场和火葬场样样具备”而引以自豪，但这一昔日的自豪，而今变成了“改革的对象”；吸引69％职工安居“金山”的“大福利”，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按照国际惯例和股份制改制及境外上市的要求，必须进行企业重组，把社区管理的一大块和从事建设、施工、设计、生活服务等非直接生产经营的一大块统统从主体剥离出去，然后将分立改组后的总厂主体改造为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大块的“剥离”就像血淋淋的“外科手术”，两刀“砍”下去，“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分流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里，许多人“痛”得嗷嗷直叫，哭的、闹的不在少数。但这“刀”必须砍下去，因为只有改变当年11万金山人的生计都维系在56套生产装置上吃“大锅饭”的局面，才能实现较高的资本利润率，使国家和社会公众股东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记得让上海石化当家人始料不及的，还有前期基础工作的艰难程度。当年中国尚未颁布《公司法》，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准则相距甚远。为了真实披露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必须进行全厂性的清产检资、资产评定估算、业绩审计、盈利预测和验证确认等股份制改制的基础工作。按照国际惯例，他们请来了国际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在这些机构派出的境内外持证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各类专业人士总计200多人的领导、监管下，对企业所拥有的各类资产，包括60多亿元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查登记和核实。由于是全国第一家，许多干部对于把企业所有的财务秘密全都暴露给海外、境外的会计师、评估师想不通，认为把企业的“家底”在外人面前来个“兜底翻”，除了技术秘密以外无密可“保”，实在是“出了钱找麻烦”，“自搬石头自砸脚”。而为了转换会计报表，与国际会计制度接轨，总厂还不得不把百余名财经大学毕业生和基层会计人员组织起来，让他们“一对一”拜境内外专业人士为师，日以继夜地忙活了4个月。

　　可以说，上海石化建厂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金山人象进行股份制改制那样，经历如此深刻的思想冲撞，人们长期追求“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安全感”被打破了。当海外会计师对企业长年以超低价向石化居民供应水、电、煤气提出意见、要求改变时，享受惯“大福利”的金山人知道，从此“福利”时代结束，必须要自己买房，要支付与上海市区接轨而高出以往许多倍的煤电水费了！因切身利益收到损害而牢骚满腹的人们埋怨：“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股份制改革，革到自己头上了！”

　　面对重重压力，以王基铭厂长为首的改革领导层坚定不移。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务院确定的10家规范化试点企业“领头羊”所肩负的使命：是改革就必须付出代价，是“规范”就绝不能走样！他们始终坚持以“高标准，高质量、规范化”为原则，边学习，边探索，边实践，一切按国际性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办，终于一一破解了中国企业首次在境外上市面临的全部复杂问题。

　　这次调研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最初我对石化人的某些埋怨“感同身受”时，我意识到自己对国企改革的知识和经验落伍了，不够用了。我象王基铭厂长一班人一样如饥似渴地在这场改革的大课堂里学习，不断用新知识充填和提升自己。同时，我意识到，必须在这项改革进行过程之中而不是大功告成之时，就向时刻关注着特大型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报告：把纯国有企业改造成国际上市公司，企业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艰难过程。我同上海石化总厂的一位通讯员连夜赶写的这组内部调研发表后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批示说：“上海石化进行股份制改制，把企业翻了个个儿，吃了不少苦头。这是真正的股份制改制。股票上市容易，股份制改制不容易。”这对改制中备感艰辛的石化人是褒奖和鞭策。新华总社的领导要我改写成公开报道《重铸金山》，指出：这个报告对于只想从股票上市中“圈钱”谋得好处，而不想规规矩矩进行改制的企业，是一帖“清醒剂”。

　　国企改革的经典之作

　　1996年8月21日，我调查反映了上海提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思路和对策，上海创造“再就业服务中心”受托管理下岗职工的经验。江泽民、吴邦国阅后致电黄菊，要求上海扩大试点，并专程来沪考察，组织推广

　　在我亲历的众多国企改革事件中，我觉得上海创造的“再就业工程”是必须要写的。因为这堪称国企改革的“经典之作”，是上海对国企改革的重要贡献，被国家劳动部和联合国劳工组织称为“上海模式”。

　　由历史原因造成债务重、冗员多的国有企业，在转换机制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难题是：“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当上海根据“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城市规划，逐步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将“置换”的房产得益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企业帮助其“金蝉脱壳”、“化茧为蝶”以后，“人到哪里去”的难题更加凸显。

　　记得黄菊同志不只一次说过，这是上海渐进式改革中面临的两难选择：如果不痛下决心分流冗员，让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上海将痛失良机；但如果对人员分流问题处理不当引发社会震荡，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谈起。唯有创新思路探索建立“两全其美”的新机制，才能破解两难课题。

　　1994年下半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率团去德国考察，有一个叫“托管局”的机构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东德西德合并后出现的临时机构，主要托管原东德的失业工人，既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进行就业培训，最后帮助他们就业。1995年伊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在对国企改革难题进行调查时提出，德国“托管局”的思路可以借鉴，但上海与德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就业机制很不健全，加上冗员数量大、技能单一，对市场就业的心理承受力差，靠政府“托管”是背不动的，必须“多管齐下”，形成社会合力，为下岗职工离开企业到社会再就业建立“安全通道”。

　　记得当时黄菊在同干部群众座谈讨论中形成了一个重要思路：在上海的发展历程中，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矛盾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矛盾，因而必须也有可能采用特殊的过渡性举措加以解决。循着“阶段性”、“过渡性”这样的理念精心设计，一个创新模式的轮廓逐步清晰：由政府支持、社会资助、集团公司出面，独立于企业之外，构建一个个社会中介组织“再就业服务中心”，它受托管理本集团公司下属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使他们不再滞留在企业，让企业得以转换经营机制；同时，又没有把企业富余人员向社会一推了之，使他们在“中心”有一二年的缓冲时间，从而在技能上和心理上做好走向市场的准备。对于这个创新的机构，上海人有许多比喻。有的把它比作一座“桥”——这头连着企业，那头连着社会，职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完成了重新就业；有的把它比作“轮渡”，让不肯轻易与企业“断奶”的国有企业职工安稳地“摆渡”到劳动力市场，接受市场的选择。这个模式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企业生生死死、职工下岗上岗逐步成为一种常规，并最终走向市场化就业；又具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使整个过程充满温馨，成为一项“民心工程”。

　　这个模式率先在上海纺织和仪电两个系统构造。黄菊直接参与，同20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协调，形成了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出资的稳妥办法，各方承担三分之一，使进入“中心”的分流职工不仅能按时足额领到基本生活费，而且医疗、养老保险和转岗培训经费也得到保障。

　　1996年7月25日，纺织、仪电两家“再就业服务中心”挂牌在即，黄菊同志放心不下，又早早来到这里。这是他一个月内为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的第四次调研。当时两个“中心”已经吸纳近万名下岗职工并着手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黄菊语重心长地说：“这一步跨出去了，就要坚决站稳，决不能后退啊！”作为随同采访的记者，我很能体会市领导内心的几多牵挂和期待，同时深感，这跨出去的一步实在意义非凡。当下岗职工平稳地大规模离开企业进入“中心”，新旧体制就开始启动深刻的转轨：企业从“办社会”转向“社会化”；职工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职工原有的医药费报销等基本保障也逐步从企业转移出来，转变为社会化保障，进而逐步构建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立即采写了一组两篇内部调研并于1996年6月21日发表，篇名分别为：《黄菊就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系统调研，提出上海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思路和对策》、《上海创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受托管理下岗职工》。两稿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稿件发表当天分别致电黄菊同志，对上海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在纺织、仪电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试点，形成完整的经验，以便向全国推开。新华总社的领导对于上海市一把手亲自就突出的社会矛盾开展调研攻坚克难的做法也很赞赏，要我就此撰写短评《领导干部要敢于破解难题》，此稿以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于1996年8月30日播发，全国百余家报纸、电台在显著位置刊登。

　　此后的实践证明了上海决策层关于突出的社会矛盾往往具有“阶段性”的预见。至2000年2月，上海最后一批成规模下岗职工从国企分流完毕，“再就业服务中心”随之结束了作为“桥梁”的历史使命。它们与业已培育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相配套，转换成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中心，开始履行新的社会服务职能。

　　大上海新的辉煌，是以传统产业惨烈的“断腕”和国企职工悲壮的“断奶”为代价的。当上海连续十余年实现经济两位数增长，当上海城市面貌一轮又一轮发生令人惊叹的大变样，后人不应该忘记，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再就业服务中心”和社会保障体系支撑着百余万产业工人离开国企走向市场重新就业，完成了超过一个中等城市人口规模的岗位大迁徙。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