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国有资产与社会经济发展
6.1.1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
1999年，全市国有实现企业工业总产值1682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4.26%；实现工业增加值602.57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26.67%；上缴利税231
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6.61%。虽然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但国有经济无论在资产总量、生产规模、技术装备、科研开发能力等方面都是其它所有制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国有经济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因此而削弱。
1999年，全市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如交通、能源、通信以及六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关键行业产业中，国有经济仍占主要比重，上述行业和产业仍掌握在国家手中。
6.1.2 国有资产质量和发展速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资本的质量直接影响了本市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本市近三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增长率与本市GDP增长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国有资产的质量发展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呈高度正相关。
图6-1 国有资产质量与GDP增长（上海）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国有资本的质量与国民经济增长的耦合现象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上海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其它经济成份有了较大的发展，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有所减弱，但仍然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增长。
图6-2
国有资本质量与GDP增长速度的情况（全国）
6.1.3国有资产质量影响产业发展成本
从上海来看，国有资本控制着大部份关键性行业和基础性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行业。这些行业大都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或中游，并且这部分产业一般都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因此，如果这部份产业中的国有资产质量低，国有企业的成本费用高，则势必给下游产业带来负担，从而影响整个社会产业的发展成本。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这部份行业国有资本的质量并不如人意。如全国冶金行业1997年净资产收益率仅为0.1%，煤炭工业全行业亏损，净资产收益率为-1.5%；铁路行业不良资产占到了行业国有资产的12.7%，部分行业完全靠垄断利润来维持，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所以，国有资本的质量，特别是处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控制着关键行业和基础行业的国有资本的质量状况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增长与效率。
6.2 国有资产与社会稳定
6.2.1 国有资产与吸收就业
（1）国有企业一直是城镇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
1999年度，本市国有经济单位共有在职职工248.66万人，比上一年度减少4%,但仍占到了全市年度在职职工总数的61.37%。国有企业吸纳了全社会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主要年份新增就业人数据的去向来看，虽然近几年国有企业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改革改制改组，但仍然发挥着吸纳社会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作用。1997、1998两年，国有经济单位共吸纳新增就业人数7.43万人和6.3万人，相当于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城镇个体和其它经济单位三者同期吸纳新增就业人员数之和。1999年度，国有经济单位吸收就业人数虽比上一年度下降了4%，但仍是吸收就业的主要渠道。
从国有企业内部来看，中小型国有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尤为明显。1999年，全市国有企业在职职工中，大型国有企业有在职职工72万人，中型企业有61万人，小型企业有63万人。按每百万元国有资产吸纳就业人员这一指标来看，大、中、小型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分别为5.14人/百万元、20.7人/百万元和38.38人/百万元。积极发展中小型企业对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国有资产承担安置就业的社会改革成本。
在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承担了大部分的改革成本。国有资产所承担的社会改革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安置就业、维护社会安定、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其表现为一是国有资产的净流出，如国有资产核销、用于安置职工的国有资产抵扣等，这部份成本是显性的，可计量的；二是并未表现出国有资产的流出，但却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负担而影响了国有资产的增长，如国有企业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承担离退休职工的费用等。这部分成本是隐性的，不可计量的。
就国有资产在安置就业中所承担的成本而言，也包含两部份，一是显性成本，主要是执行国有资产抵扣政策而发生的成本；二是隐性成本，包括负担应裁减而未裁减的国有企业冗员成本、应由社会统筹承担的离退休人员养老、医疗费用等。应当说明，显性成本是国有资产所承担的社会改革成本中极小的一部分，国有资产更多的是承担社会改革中的隐性成本。
国有资产抵扣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补偿企业改制前拖欠职工的各类费用；二是安置企业改制后的富余职工。1999年度，本市共有20户企业发生国有资产抵扣15640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3190万元，为进一步推动企业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6.2.2 国有资产与金融安全
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安全与完善，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金融危机往往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导火线。金融安全与金融体系自身的建设自然密不可分，但与金融体系紧密相联的产业资本的质量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产业资本质量中又集中体现在国有资本的质量上。
从近几年国有资产的发展来看，国有资产的运行质量已成为危及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的重大隐患。上海在提高国有资产质量虽有所改变，但总体质量仍有待提高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1999年，全市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为6458.9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99亿元；国有企业净资产达到3897.25亿元，较上一年增长444亿元，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2.4%，比上一年下降1.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偿债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仍未达到国际公认的安全水平。
同期，全市资不抵债国有企业达到1732户，较上一年度增加81户；国有企业亏损面并未得到有效的缩小，年度仍达到35.5%；国有不良不实资产仍有329亿元，占到年度企业国有资产总额的11.62%。国有企业的各项短期偿债指标如流动比率为1.12，速动比率为0.74，获得利倍数为2.3，均处于高风险区域。
从全国来看，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负债为78811亿元，这些负债主要债权人为银行，占到了国有商业银行债权的90%以上。国有企业各项偿债能力指标大大低于国际安全水平，导致银行的不良债权持续增长。因此，提高国有资产质量，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根本。
6.2.3 国有资产与政府宏观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有资产载体的国有企业具有两种职能：一是经济职能，即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的职能；二是社会职能。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在执行政策宏观调控时的双重身份：一是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般对象，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
国有资产的双重职能和双重身份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国有资产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成败。从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系列经济手段如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来看，都是以国有企业作为主要实施对象和实施手段的。但是，目前国有资产流动性不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直接影响了政府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以货币政策为例，为了剌激经济增长，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前几次降息，社会反映强烈，存贷款增加，证券投资活跃，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结构性矛盾，许多国有企业产品库存增加，亏损额进一步扩大。到了1998年，降息的效应就明显减弱。以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为例，1998到1999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预算，增加赤字，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希望籍此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景气，国有企业未能实现增加配套投资，6万亿元居民银行存款缺乏载体，并没有多少转化为投资，使得中央政策的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的效应受到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