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已经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影响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由1994年“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双重目标改为“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但12年一轮回之后，当我们重新审视开放国度下尤其WTO过渡期即将结束的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一目标是不可行的，无论哪一国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都不能不顾及“经济增长、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重目标。在开放经济体中，四重目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是金融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体。作为金融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必须兼顾这四大目标，中国亦然。

　　均衡之说

　　毋庸置疑，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两个方面。对内稳定是对外稳定的基础，对外稳定反作用于对内稳定。这就是货币的内外均衡。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他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国内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内部均衡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充分和物价稳定。外部均衡则是指国际收支平衡，对外贸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他指出，在实际开放经济中，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存在“米德冲突”。

　　传统上，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更关注内部均衡。我国在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于内部均衡，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注重的是人民币币值的对内稳定，即国内物价稳定。但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日趋扩大，我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之中，国内物价稳定已不再是表明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唯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各个开放经济体愈来愈重视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保持外部均衡。经济全球化中，各国贸易、金融、生产、科技等经济活动已日益突破国家界限，按照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的运行规则相互制约、相互交往。资本流动使货币的内部失衡通过外部得以均衡。显然，中国应学会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制定有利于本国的经济政策，避免其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币值稳定的重要标志则是人民币汇率稳定，这就主要取决于外部均衡。

　　尽管我国中央银行已综合运用汇率政策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仍为“三过”：一是投资增长过快，二是货币投放过多，三是外贸顺差过大。这“三过”既互为因果，又因果互动。过大的外贸顺差必然通过银行结售汇制度转化为国家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影响信贷资金的过多投放。资金的趋利性和风险的责任制又使银行趋向贷款中长期化，其结果必然导致过快的投资增长，也带来配套短期资金和其他带动产业的融资问题。但因紧缩信贷和风险责任、管理成本使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更难，在我国与国际市场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利用外资、贸易融资、关联交易等方式的境外资金融通日渐频繁，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单边浮动的趋向下愈演愈烈。不少企业通过上述形式获得境外资金并结汇，一定程度上出现外资对内资的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断扩大顺差，然后又影响货币投放，进而影响投资增长。如此循环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不断加剧，货币难以内外均衡。

　　目前我国亟需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中央银行不可能放弃调整本国货币供给以保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因此中国仍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而维持固定汇率制又不再成为可能，其选择只能是继续完善介乎两者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通过汇率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措施实现内外均衡，避免陷入一方面银行资金充裕另一方面外资引入积极、一方面信贷增长过快另一方面企业资金紧缺、一方面外汇储备增加本币投放另一方面紧缩信贷形成更大存差的矛盾循环之中。

　　矛盾之源

　　首先，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依赖行政调控和单向管理的惯性作用与新推调节措施互相抵消。我国经历了较长的外汇短缺时期，一些“出口创汇”、“以产顶进”的政策一直沿用。转入市场经济后，宏观调节仍以行政管理和政策调控为主，对外经济的单向管理延续至今，表现为对外贸易多出口少进口、各项投资先外资后内资、外汇管理重流出轻流入。在国内银行资金充裕、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的情况下，尽管中央银行改变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试图以市场手段调节，外汇管理也适时调整了多项政策，但由于利用外资和出口贸易仍是各级政府部门层层下达的硬指标，从而形成大力引资，鼓励出口等单向管理倾向。单向管理对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政策效应的抵消作用是值得关注的。

　　其次，我国投资融资体制沿袭计划审批和重国轻民的传统做法与民营经济发展难相适应。我国投资融资体制近年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每年的计划安排很难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且层层审批，手续繁琐，并向公有制企业倾斜。国有企业为主体时，计划与审批对宏观调控起很大作用，但在市场转轨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在，却成为了投融资绕道境外进行的理由。

　　再者，我国微观经济实体遵循价值取向和市场原则的实际结果与宏观调控预期不相吻合。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尤其以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为条件加入WTO且过渡期结束之后，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都是市场经济实体，都得推向市场求生存，都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难以使其牺牲市场原则去服从宏观大局。大量外汇境内结汇和跨境流入是微观经济实体在人民币升值下的价值取向，其持汇意愿也不是宏观政策调控所能改变。外汇局近年一再提高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保留外汇的限额，但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的背景下，企业保留外汇的意愿较弱，实际数额仅占核定总限额的21.1%，比2005年7月末下降5.26个百分点。另外，人民币升值的宏观调控预期应是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缩小贸易顺差，然而从实际效果看却并非如此。2006年10月份我国进出口顺差达到238.3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仍有加剧趋势。

　　化解之策

　　从近期来看，化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在于控制资本项日顺差，但应对措施则应全盘考虑。一是尽快实现内外资统一待遇，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应根据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系统地解决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各项政策差别问题，合理引导和调节外来资本的流向与流量，优化股本和债务资本的结构，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避免滥用外资所带来的风险与冲击。二是尽快改变传统的外汇管理模式，完善资本流出流入的均衡管理。目前，应加强对资本流入和结汇环节的跟踪监管，抑制投机性资金流入，并且引导境内资本参与国际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竞争，在防止资本外逃的同时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三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坚持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要通过管理使人民币汇率避免长期单向浮动，减低升值的负面效应，以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均衡与稳定，正确引导市场心理预期。同时，注意保持人民币基准利率与国际主要货币基准利率水平的趋同性，以消除套汇和套利的空间，从根本上防止投机性的资本流入，使市场经济主体能真正以市场价值规律去融通资金和规避风险，避免过度资本流入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

　　从长远来看，要着重从市场制度安排和宏观调节机制的完善来全面考虑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对策。一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包括资本市场、企业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产品市场等要素的金融市场，使企业的本外币、长短期资金都能以市场方式得到有效的配置。在促使我国企业变海外上市为国内上市、变境外融资为境内融资的同时，也改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单靠商业银行而缺乏金融市场传导的现状，为货币内外均衡调节创造缓冲地带。二是加强中央银行的市场调节手段，减少行政性的政策调控。在各类金融市场健全之后，应主要以公开市场操作来吞吐货币调节供应量，同时辅之以“窗口指导”，以价值规律引导银行业扩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如允许以较高的浮动利率和一定幅度的差别利率发放小额贷款，以弥补其过高的管理成本和所承担的风险损失。这样既有利于改变沿海地区企业因国内银行告贷无门而转向境外融资的现状，也为人民币升值后为降低出口成本而转移内陆地区的企业提供融资便利，防止贸易项下融资和非贸易项下个人收付汇的跨境资金异常流入流出，维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三是建立实时监控，及时调节的货币均衡管理体系，确保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改变本外币分割管理的局面，建立覆盖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跨境流动和结售汇流向的监测系统，对外汇流入与结汇人民币流向、人民币购汇及外汇流出实行一体化监测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对国际收支平衡及时实施有效调节，从而确保开放条件下的货币均衡与人民币汇率稳定。

来源：《中国外汇》